西伯利亚

    “听，松涛声！”林云兴奋地说，但我没有那个雅兴，只顾裹紧大衣。在纷飞的雪雾中，远方的山峰只有模糊的影子。

    班机从莫斯科飞了四个小时在新西伯利亚机场降落，我心中的陌生感比一星期前在莫斯科机场降落时又深了一层，只有想到这里离中国更近了，才感到一丝安慰。

    接到那个留言后，我们本能地感觉到这信息后面有很多东西，但我做梦都想不到真会有到西伯利亚来的机会。一周后，林云通知我同她一起参加一个技术顾问团赴俄罗斯，她告诉我，中俄两国关于在中国境内组装苏30歼击机的谈判已基本完成，这个顾问团是随一个低级别的军事代表团赴俄敲定一些细节问题，我是顾问团中唯一的一名雷电专家。我感到这事绝非巧合，就问林云她是怎么搞到这种机会的，她神秘地说：

    “我使用了一次特权，这种特权在找大型机时我都没用，这次实在没别的办法了。”

    我不知她说的特权是什么，也没再问下去。

    到莫斯科后，我发现在代表团的活动中自己根本没事可干，林云也一样。我们跟着代表团访问了苏沃霍夫设计局，又跑了军工联合体的几个装配厂。

    在莫斯科的一个傍晚，林云向团长请假后出去了，深夜才回到饭店。我去她的房间里看她，见她一个人呆呆地坐在那儿，眼睛红着，脸上有泪痕，这让我很惊奇，在我的印象中她是不会哭的。她什么也没有说，我也不好问，以后在莫斯科的三天里，她的情绪一直很低落。从这件事我发现，林云的生活远比我想象的复杂。

    代表团登机回国时，我俩却登上了飞行方向基本相同但目的地近得多的飞机。其实从莫斯科到西伯利亚不比从北京去近多少。

    我们在机场找到了一辆车去诺克思柏克科市，司机告诉我们要走六十公里路。冰雪覆盖的公路两旁，是无边无际纷飞的雪雾和黑色的丛林。林云能讲一口不算流利的俄语，她和司机好像很谈得来。那司机扭头看了一眼冻得发抖的我，似乎同情我不能加入他们的谈话，突然改用很流利的英语继续对林云说：

    “……科学城源自五十年代末的一个浪漫的想法，这种想法充满了当时的那种单纯和天真，一种创造新世界的理想主义。其实，它并不像你们所听到的那么成功：它远离大都市区，交通困难限止了科技辐射作用。人口太少形不成都市文明，违背了人类向往大都市的理想，徒劳地与大都市抗争，最后不得不眼看科研人才迁往更大更理想的城市……”

    “您可不像是干出租车的。”我评论道。

    林云介绍说：“这位先生是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的研究员，他……您刚才说您的专业是？”

    “我从事远东经济区的未开发地区资源综合规划研究，一项在这个急功近利的时代谁都用不着的学问。”

    “您失业了？”

    “还没有，今天是星期天，我这两天挣的钱要比一个星期的工资多。”

    汽车驶进了科学城，两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建筑在雪雾中掠过，有一次，我肯定看到了一尊列宁的塑像。这是一个让人产生怀旧感的城市，那些有上千年历史的古城并不能使人产生这种感情，它们太旧了，旧得与你没有关系，旧得让人失去了感觉。但像这样年轻的城市，却使你想起一个刚刚逝去的时代，在那个时代你度过了童年和少年，那是你自己的上古时代，你自己的公元前。

    车停在了一幢五层楼前，这里可能是一个住宅区，一排排的楼房看上去一模一样。司机在离开时从车窗里对我们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

    “这是城里最便宜的住宅区，但这里住着的可不是最便宜的人。”

    我们进门后，里面很黑，这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那种天花板很高的住宅楼，门厅的墙上贴着几张各个政党地方选举的招贴画，再往里就只能摸索着前行了。我们借着打火机的光辨认着门牌，一直上到五楼，绕过楼梯口，我举着已烫手的打火机正要找561号，听到一个浑厚的男音在什么地方用英语喊：

    “是你们吗？为BL来的？左手第三个门。”

    我们推开门走了进去，这房间给人两个相矛盾的感觉：首先觉得很暗，然后觉得天花板上的灯很刺眼。房间里有一股浓烈的酒味。这里到处堆着书，显得有些乱，但还没有到失去控制的地步。一台电脑的屏幕闪动了一下就灭了，一个身材高大的人从电脑前站起来，他胡须很长，脸色有些苍白，年龄看上去有五十多岁。

    “在这儿住久了，听楼梯响就知道来的是生人，而能到这儿来的生人，只有你们了。我相信你们会来的。”他打量了我们一眼，“很年轻，同我刚开始这可悲人生时一样。中国人？”

    我们点点头。

    “我父亲上世纪五十年代到过中国，作为一个水电工程师，帮助你们建设三门峡水电站，听说帮了倒忙？”

    林云想了想说：“好像是，你们没考虑到黄河的泥沙淤积，所以那个大坝会给上游造成洪灾，至今不敢蓄水。”

    “啊，又一个失败，那个浪漫时代留给我们的记忆只有失败了。”

    “亚历山大?格莫夫。”他自我介绍道，我们也做了自我介绍。他又打量了我们一眼，这一次目光更加意味深长，然后自言自语地说：“很年轻，你们还是值得救的。”

    我和林云惊诧地对视了一眼，然后使劲猜他那话的含义。格莫夫把一大瓶酒和一个玻璃杯放到桌子上，然后到处翻找着什么，我注意到电脑两旁空酒瓶林立。我和林云乘机又打量了一下这个房间，现在才明白刚进来时产生那种矛盾的感觉是什么原因了：这个房间的墙壁都贴着黑纸，简直像一间暗室。年久失修墙里渗出的水浸掉了颜色，使黑墙上出现了许多白线和白斑。

    “啊，找到了，真该死，我这儿很少来人。”格莫夫又把两个空杯子放到桌子上，然后向三个杯子里倒满了酒，这是那种私酿的伏特加，呈白色的浑浊状，那是喝茶用的大玻璃杯子。我声明自己不能喝这么多。

    “那就让这姑娘替你喝。”格莫夫冷冷地说，然后把自己那杯干了，接着又满上。

    林云倒没推辞，令我咋舌地把那一大杯干了，伸手拿过我那杯又喝下去一半。

    “您知道我们是来干什么的。”我对格莫夫说。

    格莫夫不说话，只是给自己和林云倒酒。他们就这么你一口我一口地喝着，好长时间不作声。我看看林云，想让她说些什么，她似乎传染上了格莫夫的酒瘾，又一下子灌下去半杯，然后双眼直勾勾地看着前方。我着急了，用一个空杯子在桌子上蹾了一下，她看了我一眼，然后偏头向旁边的墙上示意了一下。

    我再次注意到那奇怪的黑墙，发现那些黑纸上还有一些模糊的图像，凑近仔细看，发现那都是些大地上的景物，建筑树木之类，好像是在夜间拍的，都很模糊，大部分呈黑色的剪影。再看那些白斑和线条，我的血液顿时凝固了。

    在这个很大的房间里，包括天花板在内的所有墙壁，被无数张球状闪电的黑白照片严严地覆盖着。

    那些照片大小不一，但大部分只有三到五英寸左右，所以其数量让我难以想象。我一张一张看过去，那些照片没有一张是重复的。

    “看那里。”格莫夫说，手指着门的方向。我们抬头望去，只见刚进来的门上贴着一张大照片，那似乎是一个日出的画面，太阳刚刚升出地平线，白色的光球内有丛林的剪影。

    “这是1975年在刚果拍的，它的直径——”格莫夫又干了一杯，“有一百零五米，爆炸后把两公顷森林烧成了灰，并把一个小湖泊煮沸了。更奇怪的是，这个超级球状闪电是在晴天出现的。”

    我从林云那边拿过一个杯子，给自己倒了一杯干下去，让这疯狂的一切旋转起来。我和她一样不想说话，想使震惊和思绪平息下来。我把注意力转移到那一堆堆的书上，伸手拿了最近的一本，这次失望了，我不太懂俄文，但从扉页那幅头顶上长着世界地图的作者像上就知道它是什么了。林云把书拿过去看了一眼，又放回去。

    “《新思维》。”她说。

    我这才知道为什么刚进来时不觉得太乱，这乱堆的书装帧精美，且都是一样的，全是《新思维》。

    格莫夫说：“你们想要的那些资料我也有过，这间房子都堆不下，但在十年前我已全部付之一炬了。然后我就大量买这书，我要靠它生活的。”

    我们不解地看着他。

    格莫夫拿起一本来，“看它的封面，字都是烫金的，用酸液可以把上面的金粉洗下来。你可以大量按批发价买进这书，因为卖不了可以退回发行书店的，只要把封面的字用假金粉描上，不过后来不描了，他们也没注意到。这活儿很有赚头，我对作者唯一的不满就是书名怎么不他妈取长些，比如《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建立新民主体制并融入民主社会并成为其亲密一员的可能性的新思维》。可这钱没赚了多长时间，红旗就从那个尖顶上落下去了，书皮上就没金了，后来书也没了。这些是我最后买的那批，放在地下室十年了，现在木柴涨价，想起来用它烧壁炉不错，啊，真是，客人来了，壁炉应该烧起来……”他拿起一本书，用打火机点着了，凝视了它一会，“纸质多好，十年都不发黄，说不定是西伯利亚的白桦木做的。”说完把它扔进了炉内，又扔进去两本，火旺旺地烧起来，红光在那无数张球状闪电的照片上跳动，寒冷的房间里有了些暖意。

    格莫夫目不转睛地盯着火焰，同我们聊了几句，他简单地问了问我们的情况，但丝毫没有涉及球状闪电。最后拿起一部老式电话，拨号后简短地说了一句什么，站起身对我们说：“我们走。”

    我们三个下了楼，又来到外面寒冷的风雪中，这时一辆吉普车在我们面前停下，格莫夫招呼我们上了车。开车人的岁数同格莫夫差不多，但十分粗壮，像一个老水手。格莫夫介绍说：“这是列瓦连科大叔，做毛皮生意的，我们得用用他的交通工具。”

    吉普车沿着大街驶去，路上车很少，时间不长我们就驶出了市区，又来到外面广阔的雪原上。车子转向一条颠簸的路，又开了有一个小时左右，前方茫茫的雪雾中出现了一幢库房一样的建筑。车在大门前停下，列瓦连科隆隆作响地推开了大门，我们走了进去，看到库房两侧是大堆的动物毛皮，散发出刺鼻的味道，在正中有一块空地，空地上竟停着一架飞机，是那种老式的双翼飞机，机身破旧不堪，有的地方铝蒙皮都裂开了。

    列瓦连科说了几句俄语，林云翻译说：“它以前是给森林撒药的，林场私有化的时候我买下了它，这老伙计外表破了些，可还是很皮实的。我们先把里面的东西卸下来吧。”

    于是我们从那窄小的机舱内向外搬出一捆捆的毛皮，我不知那都是什么动物的皮，但看得出都是上好的货色。当货都卸完后，列瓦连科在机身下倒了一小摊油点着火，格莫夫解释说天太冷，发动机的管道冻住了，要烤烤才能启动。当火在燃烧时，列瓦连科拿出了一瓶伏特加，我们四个轮着拿瓶子喝了起来，我刚喝了两口就坐在地上起不来了，林云接着同他们一起喝，她那酒量真让我服了。当那瓶酒见底时，列瓦连科挥手表示可以动身了，便以与他的岁数不相称的敏捷跳进了驾驶舱，他刚才并没有表现出这种敏捷，烈酒对这些西伯利亚人来说就像润滑油。我们三个从机身中部的小门挤进了机舱，格莫夫从什么地方拿出了三件厚重的皮大衣递给我们，“穿上，不然会冻僵的。”

    飞机的发动机嘶哑地轰鸣起来，螺旋桨开始转动，双翼飞机缓缓地移出了库房，来到漫天的风雪之中。列瓦连科跳下驾驶舱，回去锁好门，然后又上来操纵着飞机在雪原上加速，可没走多远，发动机声停了，只能听到外面雪花打在舷窗玻璃上的声音。列瓦连科骂了一句什么，又爬上跳下地捣鼓了半天，才把发动机重新启动了。当飞机再次滑跑时，我在驾驶座后面问列瓦连科，“要是发动机在空中停了怎么办？”

    听了林云的翻译，他不以为然地耸耸肩，“掉下来。”

    列瓦连科又说几句，林云翻译，“在西伯利亚，什么都百分之百保险并不一定好，有时你飞到了头，却发现还不如中间掉下来，这一点格莫夫博士用他的一生体会到了，是吧，博士？”

    “行了，大尉！开你的飞机吧！”格莫夫说，显然那话刺到了他的痛处。

    “您以前是空军飞行员吗？”林云问列瓦连科。

    “当然不是，我只是那个基地的最后一任警卫连连长。”

    我们身体一沉，从舷窗中看到雪原向下退去，飞机起飞了。这时除了发动机声，雪花打击机身的声音也急骤起来，飞机像在穿过一场大雨。气流把刚才落在舷窗上的那一圈积雪吹走了，向窗外看去，雪雾中的茫茫林海从机身下缓缓移动，还不时能看到一个个冰封的湖泊，在黑色的林海中呈一个个白色的圆斑，让我想起在格莫夫的房间的墙上看到的照片。看着西伯利亚的大地，感慨万千，我做梦都不会想到球状闪电能把自己带到这里。

    “西伯利亚，苦难、浪漫、理想、献身……”林云头靠在舷窗边，动情地看着下面的异邦大地，喃喃地说。

    格莫夫说：“你说的是过去的和小说中的西伯利亚，现在这里只剩下失落和贪婪了，在下面的这块土地上，到处是无节制的砍伐和猎取，从油田泄漏的黑色原油到处流淌……”

    “中国人，”列瓦连科在前面的驾驶座上说，“这里也有不少中国人，他们用能把人眼睛喝瞎的假酒换走我们的毛皮和木材，他们卖的羽绒服里塞的是鸡毛……不过格莫夫博士的朋友我还是信任的。”

    我们都沉默了，飞机像一片狂风中的小树叶上下起伏，我们裹紧大衣忍受着寒冷的折磨。

    飞行持续了大约二十分钟，飞机开始降落。我看到下面是一大片林间空地，飞机最后就降落到这片空地上。下飞机前，格莫夫说：“把大衣留下，用不着的。”

    我们觉得不可理解，从刚打开的机舱门扑进一股逼人的寒气，外面寒风飞雪的世界更是让人望而生畏。列瓦连科留在飞机上等我们，格莫夫下飞机后径直走去，我们紧跟着他，觉得寒风像穿过轻纱般吹透了我们的衣服。虽然雪很深，但我凭脚下的感觉知道我们是在沿一条铁轨走。前面不远处有一个露出地面的隧道口，但从这里就能看到它被一道混凝土墙堵死了。我们进入了混凝土墙前的一小段，总算暂时避过了一些寒风。格莫夫用手扒开积雪，用力搬开雪下面一块突出的大石头，我们看到一个直径一米左右的黑洞口露了出来。

    格莫夫说：“这是我挖的一条支洞，有十多米长，绕过了这堵混凝土墙。”他说着从一个袋子中拿出三枝很大的充电电筒，递给我们每人一个，自己拿着一个，示意我们跟上后钻进了洞里。

    我紧跟着格莫夫，林云在最后，我们在这低矮的洞里几乎是爬行着前进。在这窄小的空间里，我感到一种幽闭窒息的恐惧，随着向洞内深入这恐惧渐渐增大，但格莫夫突然站直了身，我也站了起来，手电光中，我看到我们面前是一个宽敞的隧道，隧道成一个平缓的坡度通向地下深处，刚才在外面我感觉到的铁轨沿着隧道消失在黑暗中。我用手电照照隧道的洞壁，发现平滑的水泥壁面上有许多钉销和绑扎用的铁环，原来显然架有很多电缆。我们沿着隧道向下走去，随着深度的增加，寒冷的感觉渐渐消失了，后来嗅到了潮湿的味道，又听到了滴水的声音，这里的温度已到了冰点之上。

    眼前的空间突然扩大，我手中的电筒射出的光柱失去了目标，仿佛从隧道中来到了漆黑的夜空之下。但仔细看看还是能看到手电照在高处的光圈，只是照到的洞顶很高，光圈变得很大很暗，看不太清楚。我们的每一个脚步声都引起不止一次的回声，我真把握不住这个地下洞厅有多大。格莫夫站住了，点上一支烟，开始对我们讲述：

    “四十多年前，我在莫斯科大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现在还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我同成千上万的人一起，看着刚从太空返回的加加林乘坐的敞篷吉普车穿过红场。他挥着鲜花，胸前挂满勋章。那时我热血沸腾，怀着去一个全新的世界创造一个伟大业绩的渴望，主动要求去正在组建的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

    “到那里后，我对领导说，我想干一种没有任何基础、完全开拓性的工作，多么艰苦我不在乎。他说那很好，你去参加3141项目吧。后来我知道，这个代号是计划者随便用圆周率值定下的。见到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已好几天了，我仍然不知道项目的内容。项目负责人是尼古拉伊?纳尔诺夫院士，这是个极其少见的人，即便在当时，他也属于在政治上反常狂热的那一类，他偷偷看托洛茨基的著作，对全球革命的思想入了迷。当我问他3141项目的内容时，他这么说：‘格莫夫同志，我知道最近太空飞行的成就对你很有感召力，但那算什么？加加林在轨道上并不能把一块石头扔到华尔街那些资本家的头上；我们的项目就不同了，如果我们成功，将使帝国主义的所有坦克变成玩具，将使他们的机群像蝴蝶一样脆弱，将使他们的舰队像一堆浮在水面上的硬纸箱一样不堪一击！’

    “后来我就到了这里，我是第一批来的，那时这里的景象同你们刚才在地面上看到的一样，那天也下着大雪，这块空地刚清理出来，地面上还残留着树桩子。

    “以后的事情我就不详细说了，即使有时间，我也怀疑自己的精神是否能承受。你们只需要知道，我们所在的地方，曾是世界上最大的球状闪电研究基地，在这里，对球状闪电的研究持续了三十年时间，最多的时候，曾有五千多人在这里工作，苏联最优秀的物理学家和数学家，都或多或少地卷入过这项研究。为了说明在这项研究上进行了多么巨大的投入，我只举一个例子，你们看——”

    格莫夫把电筒照向后面，我们看到，在我们刚进来的那条隧洞旁边，还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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