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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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这里，赵国栋一时拿不定主意。

    花园汽车站那笔贷款早已划归不良，采取以物抵债的方式清收回来肯定是好事。至于抵债的房产和土地到底值多少钱，能否冲销两百六十多万元的贷款本息，有待评估和论证。他感到纠结和为难的是，客运公司要银行准备盖新大楼的地皮。那块地皮是市分行来选定的，就是借十个胆给他赵国栋，他也不敢擅自拍板，轻易转让给出去呀！但简单地拒绝，清收不良贷款的“好事”又有可能泡汤。

    于是，他采取了缓兵之计，没有说同意，也没有说不同意，表明向市分行汇报之后，再给答复。

    把客人送走之后，赵国栋迅速召集钱仲元、孙建伟、李金林三位副组长开会，商议这件突如其来的重大事情。

    听过赵国栋的介绍，李金林首先表示反对。他说，县汽车客运公司在这宗交易中“头头占尽”，全部是对他们有利的。概括地讲，至少是一箭三雕：既处置了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没多大价值的老汽车站的房产，又偿还了银行的贷款，还为新汽车站弄到了一块好地皮。

    孙建伟考虑得较多的，是支行新大楼的选址问题。他认为副县长提到的那些地方位置太偏，是新城区建设二期或者三期工程才能涉及的区域，未来三年都难得开发到那里去，修建支行新大楼肯定不合适，市分行也不可能同意。

    只有钱仲元认为汽车客运公司提出的方案可以考虑。他的理由是：花园汽车站的贷款已经逾期两年多，本息一直收不回来，早已成为坏账。虽说汽车站现在归县汽车客运公司管理，但是县汽车客运公司不可能拿出现金来偿还这些陈年旧账。新官不理旧事，这在中国是非常普遍的事情。所以，不如趁机收回老汽车站的房产和土地，既化解了贷款风险，又完成了市分行下达的不良贷款清收处置任务，还可以得到一大笔奖励。

    至于收回的房产和土地如何处理，钱仲元认为，出售估计是不现实的，因为没有哪个单位愿意在老城区买房子，连历史悠久的县一中都准备搬往新城区。所以，收回来的房产和土地，只能是银行留下来自用。目前，支行机关人员都在花园大桥头办公，的确太挤了，也没有县支行的样子。花园汽车站位于胜利路与中山街交汇处，地位位置在老城区是最好的。房子看上去也不错，在老城区也是数一数二的。收回之后，可以简单地装修一下，作为支行过渡使用，一楼做营业室，二楼以上办公，再在大院后面空地上建一栋职工住宅楼。这样的话，全行干部职工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就可以迅速得到改善。

    听钱仲元这么一分析，明确提出反对意见的李金林和孙建伟开始动摇。特别是听说可以在大院后面空地上修建职工住宅楼，他们甚至一边倒地向钱仲元倾斜。

    “那新大楼的选址问题如何解决？”赵国栋仍然觉得事情有点儿悬，特别是不知道市分行会是什么态度。

    钱仲元回答，孝北县新城区建设虽说如火如荼，但真正要繁华起来，起码还得五年时间。五年之后会是什么情形？谁也说不准。所以，支行新大楼究竟选在哪里更好，还值得商榷。A银行可以先在新城区租赁房屋，开办营业网点，保证业务份额不丢失。支行办公大楼建设再从长计议。因为收回来的汽车站装修改造之后，使用五年是没有问题的。至于市分行那里，支行领导班子可以集体去做工作。

    就这样，A银行孝北县支行正式筹建的第一次重大决策，赵钱孙李四人达成了一致意见，并最终得到了市分行的支持。

    洪花路转盘处那块“黄金宝地”转让给了县汽车客运公司，A银行又斥资108万元，在洪花路转盘以南大约一千五百米的地方，买了三十亩耕地，作为建设新大楼的地方。

    老花园汽车站腾退交房之后，支行营业办公楼的装修改造和职工宿舍楼的建设也很快动工，两项工程都由花园镇鼎鼎有名的包工头关金宇承建。

    第二年元旦，支行营业办公楼启用，支行机关和营业室从花园大桥头搬到了胜利路。全行干部员工如同过节一般兴高采烈，县人民银行和其他金融同业也都上门祝贺，羡慕不已。

    又过了半年，支行职工新宿舍楼落成，一时在孝北县城掀起轩然大波，惹得很多人眼红耳热，心生嫉妒。

    人们常说：枪打出头鸟。结果，在贫穷落后的孝北县“率先富起来”的A银行出事了，意气风发、前途无量的副行长钱仲元被检察院抓起来了。值得玩味的是，导致钱仲元阴沟里翻船的，正是老花园汽车站的那宗房产，与支行领导班子做出的第一项重大决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听王加林在电话里说，钱仲元是被包工头关金宇牵扯出来的，赵国栋心里咯噔了一下。他很有些紧张，因为他的屁股也不干净，也曾“笑纳”过关老板的五万元红包。

    既然关金宇能够供出钱仲元，会不会同时供出他赵国栋？

    这事真不好说。象关金宇这样的农民企业家，其实就是暴发户，和唯利是图的商人差不多。他们与你打交道，绝无什么感情和信用可言，也别指望他们讲什么哥们义气。把工程他们做，给钱他们赚时，他们可以叫你爷爷，把你当神仙一样供着。一旦钱赚到手了，或者在你身上无利可图了，你就成了他们眼中的路人，陌生得连见了面都“不认识”。如果你有事反过来求他们，爷爷和孙子的位子就得换一换了，他们是爷爷，你连孙子都不如。

    钱仲元与关金宇认识十多年了，交情据说是非常不错的，现在都被“出卖”了，你赵国栋与关金宇认识才一年多，又没有特别深的私交，别人凭什么为你保守“秘密”？

    想到这儿，坐在会议厅里听课的赵国栋就感到后脊背发凉，眼睛看着漂亮的刘博士眉飞色舞地演讲，却完全不知道她在讲些什么。

    一度让他心花怒放的五万元酬金，现在成了烫手的山芋，更准确地说，成了随时都可能引爆的定时炸弹。如果关金宇把他供出，他辉煌的职业生涯也将和钱仲元一样宣告完结。这是赵国栋最不愿意看到的，也是他最担心的。

    唉，当初为什么财迷心窍，要收下关金宇的酬金呢？五万元虽然是个不小的数目，但对于他这样的银行行长来说，也的确算不了什么。他每年的工资奖金远远不止这个数，兢兢业业地多工作一年，不是比提心吊胆地收别人五万元钱要安心得多？也安逸得多？自己四十岁不到，离退休还有二十多年。要是现在东窗事发，则有可能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甚至承担刑事责任。工作肯定是保不住了，那损失的可不是五万元，而是五十万元、上百万元，乃至数百万元啊！这笔账自己怎么就没有算过来呢？更重要的是，自己的政治前途没有了，多年的努力付诸东流，名誉也臭了，肉体和精神上都将受到摧残和伤害，亲人们也将忍受痛苦……

    收到这五万元钱，赵国栋最初是准备瞒着老婆的。并非他想作为私房钱，而是不愿意老婆和他一起担惊受怕。不过，男人的虚荣和爱炫耀的德性，最后还是让他向老婆如实禀报了。

    他老婆知情之后，先是惊讶，又惊又喜的那种表情，既而又有些担心和害怕，因为他们还是第一次收到这么丰厚的大礼，不知道会不会因此惹来麻烦。毕竟，这不是他们劳动所得，也不是他们能够心安理得“笑纳”的。

    “这样不妥吧！还是退给别人，别惹出什么事来。”他老婆提议说，不过使用的都是征求意见的口吻。

    “能出什么事！”赵国栋不屑一顾，“关金宇是单独一个人把钱送到我宿舍的，又没其他人在场。就算他去告发，我不承认他也没有对证，口说无凭。再说，行贿一样属于犯罪，他不至于愚蠢到连这点常识都没有吧！”

    “万一他身上藏有袖珍摄像头或者微型录音机之类的东西呢？”女人还有是些不放心。

    “他有必要那么做吗？工程又不是没有给他做。钱都赚到手了，他只是为了感谢我们，才分给我们一点儿利润。他何必要留那么一手？关老板是场面上混的人，总不至于出尔反尔吧！”赵国栋显得非常自信。

    赵夫人静下心来想了想，觉得丈夫的分析还是有道理，内心里已经开始默许了。

    她在市档案局当中层干部，也是科长，与赵国栋级别相同。不过，档案局的科级干部与银行的科级干部相比，含金量自然在低得多。五万元对于赵夫人来说，那是很大一笔钱，比她一年的工资还要多。

    “太多了吧！万一被别人查出来了呢？”虽然有些动心，赵夫人还是觉得不踏实，“听别人说，受贿三千元以上，检察院就会立案……”

    “切！五万元要算多，王道欣这些人早就枪毙一百回了。”赵国栋本来是个优柔寡断的人，此时在老婆面前却表现得出奇的果敢，还故意用炫耀的口吻说，“你可能不知道吧！我们市分行的科长副科长、各支行的行长副行长都是明码标价的。要想得到提拔，就必须送钱。正科二十万，副科十万，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是不成文的规矩。王道欣收了这么多年，副处级干部还不是当得好好的！现在的社会就是这样，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什么三千元立案！这都是吓唬老百姓，糊弄老实人的。少见多怪！你放一百二十个心吧，把钱收好就行了。”

    自担任孝北县支行行长以来，赵国栋似乎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看到了很多以前闻所未闻的风景。其中，让他始料不及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外快和灰色收入明显增多。

    孝北县成立之初，县政府各部门和县直各单位接二连三地挂牌，招商引资落户的企业也陆续开业，各种成立大会或开业典礼让赵国栋应接不暇。

    每到一处，都是花团锦簇、锣鼓喧天，拉橫幅，扎彩门，燃烟花，放鞭炮，领导致辞，剪彩揭牌。接着到餐馆胡吃海喝，举杯共庆。最后每人带着一份纪念品，各回各家。纪念品五花八门，诸如皮包、皮夹、床单、被罩、景德镇瓷器、报时钟、电子表、旅游鞋、衬衣、水杯、紫砂壶……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小玩艺儿。参加一次活动，就带回一件，赵国栋一般都是扔在新宿舍的小卧房间。时间一长，便堆积如山，稍作整理就如同一家小型超市。这些东西见者有份，价值也不大，算不上行贿受贿，所以，每个人都领得心安理得，有的甚至给没有到场的领导也“讨”上一份。

    “开业潮”风平浪静之后，我们的赵国栋行长也和王加林一样，迎来了被别人尊敬、尊重和央求的“烦恼”。

    王加林只是副股长，是支行的中层干部，来找他的人就踏破了门槛。而赵国栋乃一行之长，求他的人自然更多，要求他办的事情涉及面也更广。

    除了申办贷款和推销物品的以外，请求赵国栋关照最多的，是人事方面的安排。比方，行内员工希望得到提拔，请求调整工作岗位，行外人员希望进入银行，等等。也不管他权力究竟有多大，只要有需求，别人就来找他。这一点，与王加林碰到的情况非常相似。

    事实上，A银行一家县级支行的行长，在人事安排方面的权力是极其有限的。

    如果是在支行内部调整工作岗位，比方，从一家储蓄所调到另外一家储蓄所，从储蓄所调到支行机关，或者从支行机关的这个股室调到那个股室，赵国栋行长完全有权决定。但是，如果想从支行调往市分行、省分行或者总行，他就无能为力了。即使是从孝北县支行调往其他条件相对较好的支行，他也很难办到。

    职务提拔呢？普通员工提副股级干部，副股级干部提正股级干部，赵国栋行长能够决定，但股级干部想再上一步台阶，升职为副科级，或者进入支行领导班子，赵国栋则只有建议权，没有决定权。比方，这次竞争支行副行级干部的陈清平、罗新初、王加林和张文东四个人，他们的命运实际上是掌握在市分行。当然，赵国栋的建议也很重要，他毕竟是支行一把手，被提拔的人将来是他领导下的班子成员，市分行可能会考虑这个因素。

    至于外部人员进银行，我们可以武断地宣称，支行行长赵国栋基本上没有权力决定。

    在世人眼里，银行一直是让人羡慕、令人向往的好单位。他们并不关心银行是亏损还是盈利，也不考虑银行的发展潜力和前景。眼见为实，他们只注意到银行的办公场所装璜漂亮，显得富丽堂皇，便认定这样的单位不可能垮掉。他们只听说银行职员的工资高、福利待遇好，方方面面都有保障。——这些就足够了。工作嘛，不就是为了赚钱么？能够拿到更高的薪酬，就能过上更好的生活。

    思维就是这么简单，人们就是这么实际。因此，只要有机会，大家都是削尖脑袋往银行挤。

    已经在银行工作的，他们会想方设法让自己的子女、配偶、亲戚六眷也进入银行。这种“近亲繁殖”现象在A银行表现得特别严重。比方孝北县支行，夫妻二人同在银行、父母与子女同在银行、兄弟姐妹同在银行的就有二十多例，涉及员工数量接近支行员工总数的三分之一。

    不在银行工作的，当然会找各种关系，疏通各种渠道，寻求各种帮助，努力进入银行工作。他们以为，只要进了银行就是进了保险箱，就能和所有在银行工作的人员一样，领到高工资，享受好待遇。其实，这里存在较大的误区。因为银行员工的身份并不完全一样，其中的名堂还比较多，是很复杂的。

    虽然在同一个单位上班，抑或所从事的岗位或者承担的工作完全相同，如果银行核定的身份不一样，所享受到的薪资水平、福利待遇是完全不一样的。

    A银行员工大致可以分为三类:行员、代办员和临时工。行员就是通常说的正式工，是A银行员工的主体，属A银行内部收入最高、待遇最好、工作最稳定的阶层。代办员是A银行内部的二等公民。他们主要从事储蓄、会计、出纳等临柜营业，多为技术性工人，在银行系统举办的点钞、辨别假币、珠算、翻打凭条等业务技能比赛中，往往可以见到他们的身影。做得好的代办员，还有可能担任营业网点负责人，不过，再进一步往上晋升的空间就比较小。临时工则是A银行内部的末等公民。一般为临时性、季节性用工，干一个月领一个月的钱。银行不需要了，或者自己不想干了，就可以随时走人。

    在A银行系统，代办员和临时工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占比接近四成。这些人承担的是A银行最基础的业务，也是最脏、最累、最辛苦、最繁重的工作，但其收入水平远不及正式行员。如果遇到金融改革或者银行经营战略调整，需要精简机构、裁减人员的时候，代办员和临时工就会成为首选对象。银行根本不考虑这些人的从业经历、技术能力、业务水平、所做贡献，即使你在银行供职几十年了，即使你每年都被银行评为先进，即使你在业务技能比赛中得过总行级的大奖，即使你担任着储蓄所主任等管理职务，只要你不是行员，随时都有可能被银行辞退。

    没在银行工作过的人们，哪里知道这些内幕？

    A银行孝北县支行成立之后，陆陆续续调进了五十多人，员工总数已经达到一百一十多人。新增人员中，半数为正式行员，半数为临时工或代办员。无论以哪种身份进来的，都必须经过市分行。县支行见到市分行开出的报到证，才能为相关人员办理入职手续。所以，在进人的问题上，支行行长赵国栋只能是被动地接收，并不能主动引入。不过，正如提拔科级干部一样，他有建议权。至于他的建议市分行会不会采纳，则要看市分行领导——特别是分管人事的副行长王道欣同志的心情。

    令人遗憾的是，外人并不相信赵国栋手上没有人事权。

    一行之长，怎么可能没有招个把人的权力呢？大家都这样认为。于是固执己见地来找他，要他帮忙，求他开恩。无论赵国栋怎么解释，别人都认为是推辞，是开脱，还是坚定不移地给他送烟、送酒、送茶叶、送红包。哪怕是为了争取他的“建议权”，大家也愿意出点儿血。

    刚刚过去的这个中秋节，赵国栋一直呆在孝感，很多人还是跟踪追击地找上他的家门。陈清平带的是两条玉溪烟和两瓶茅台酒，张文东送了五千元现金，罗新初则花了血本，送了整整一万元。三个人都是奔着孝北县支行副行长的位子去的，他们明知道赵国栋拍不了板，还是希望他积极引荐。四个后备干部中，唯独没有见到王加林这个书呆子的身影。

    节前节后，孝北县一些与A银行有信贷关系的工商企业，也纷纷登门拜望过银行行长赵国栋。厂长或经理带队，办公室主任或财务人员陪同，塞给他五百元到二千元不等的红包。不收还不行，打架似地推辞都没用，他只能迫不得已地“笑纳”。赵国栋觉得，这都属于正常的礼尚往来。

    唯有包工头关金宇，出手就是五万元，自然超出了礼尚往来的范畴。在与老婆认真商量，仔细斟酌之后，赵国栋还是决定，留下这五万元现金。

    决定留下钱之后，他们又碰到一个新的难题：如何处置这五大把蓝盈盈的钞票？

    直接存银行肯定不行，因为这个阶段他们夫妻二人的单位都没有发钱，万一将来有个什么，别人可以在银行查到这笔存款，他们没有办法说明来源。放在家里也没有合适的地方，而且存在安全隐患。

    赵夫人建议，以他们儿子的名义重新去开立一个户头。赵国栋马上否决了，因为公检法对嫌疑人子女的账户，同样不会放过。最后，他们想到了年过花甲的老母亲。

    于是，赵国栋拿着母亲的身份证，去D银行开了一个本外币账户，把五万元人民币全部兑换成美元，以外币的形式存入了银行。

    办理完这笔业务，赵国栋同志非常得意：如果不是金融专家和银行行长，他怎么可能想出这种万无一失的防范措施？

    生活往往就是这样富有戏剧性。当初，赵国栋为这笔钱暴露作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可谓苦心孤诣。如今，真的到了检验他的聪明才智的时候。关金宇出事了，而且已经牵扯出了钱仲元，如果关老板同时供出了他，我们的赵国栋行长能够抵赖成功么？

    上午的课程结束后，赵国栋在会议厅的出口处拦住了王道欣。

    两人步入会议厅对面的一个小房间，都没有坐下，就那么站着开始了交谈。

    听过赵国栋的汇报，王道欣同样感到非常震惊。他从身上里摸出一盒“中华”烟，伸到赵国栋面前。

    赵国栋连连摆手，没有敢接。

    于是他自己抽出了一支，赵国栋马上从口袋里掏出打火机，为领导点火。

    王道欣深深地吸了几口烟之后，对赵国栋说：“这样吧，后面的培训你不用参加了。马上出发回孝北县，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并随时向我汇报。”

    赵国栋唯唯诺诺。

    与王道欣分手后，他连中饭也顾不上吃了，就赶紧回宿舍收拾东西。

    一路走，他还一路拨打着秦司机的BP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