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地调兵援锦,袁崇焕为了增强锦州军民守城的信心和决心,派人致书赵率教、纪用等人,告知明廷援锦的大概计划,“内有调集水师援兵六、七万,将至山海。蓟州、宣府兵亦至。前屯、沙河、中后所兵俱至宁远、各处蒙古兵已至台搂山。……锦州城中火器俱备,兵马甚多,如加意防守,何能攻克”[58]。此书不慎被后金兵截取,皇太极从中得知明廷派兵解救锦州之围情况,他考虑锦州城坚兵盛,一时不易攻破,明援兵抵达,更难取胜,况且这次伐明的主要攻打目标是宁远,而不是锦州。所以改变了战略,二十五日,当后金的沈阳援兵到达后,二十七日,只留下少数人马监视锦州,而亲统大军进攻宁远。
二十八日黎明,后金兵驰至宁远北岗。袁崇焕已有准备,沉着应战,命监军刘应坤、副使毕自肃“督将士登啤守,列营壕内,用炮距击”[59]。而总兵满桂从山海关率领一万援兵在城东列阵助守,命总兵孙祖寿、副将许定国于西门扎营,令副将尤世威严整火器,以备迎战。皇太极发现后金兵的先锋部队已逼近城垣,难以尽力纵击,于是下令后撤,企图引诱明军出战,一举歼灭,可是明军按兵不前。他见此计不成,欲率军攻城,这时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大贝勒,对一年前先汗□□哈赤兵败宁远,记忆犹新,“皆以距城近,不可攻,愿上勿进,劝甚力”。皇太极说:“昔皇考□□,攻宁远不克,今我攻锦州又未克,仍此野战之兵,尚不能胜,其何以张我国威耶!”[60]因此,他不听劝阻,亲自率军攻城,于是诸贝勒只好随之进击。
宁远城外的明军奋力抗击,阻止后金兵攻城,明车营都司李春华等,用“红夷”,“木龙虎”,“灭虏”等火器,“齐力攻打”,后金兵死伤“约有数千,尸横满地”[61]。接着满桂、尤世威等也率领步骑冲杀上来,双方战斗更为激烈,满桂身中数箭,尤世威的坐骑被射伤。后金兵在扳车厚盾的掩护下不断攻城,城上袁崇焕指挥红夷大炮轰击,把皇太极的大帐炸毁,贝勒济尔哈朗、萨哈廉、瓦克达俱受重伤。皇太极亲自“督兵攻城,抵暮死者益众,乃撤兵归”[62],至双树铺驻营。
二十九日,皇太极看到后金兵死伤惨重,宁远城无法攻破,又怕置于宁锦之间,腹背受敌,归路被截,便放弃攻打宁远,挥师北上。三十日,后金兵至锦州,占领骆驼、大兴等堡。六月三日,皇太极命列八旗梯牌及所有攻城用具,并乘骑观察形势,准备攻打锦州。四日晨,后金兵向锦州城南面发动猛烈进攻,锦州守将赵率教等指挥明军用红夷大炮和各种火器射击,迫使后金兵无法接近城墙。皇太极临阵督战,发动多次强攻,皆为明军火炮击退,战斗一直进行到傍晚,后金兵伤亡惨重,士气低落。皇太极“因城壕深阔,难以骤拔,时值褥暑,天气炎蒸”[63]下令停止进攻,决定回师。五日,皇太极率领残兵败将离开锦州,途中拆毁大、小凌河二城,一路忧心忡忡的回到沈阳。这是明军继“宁远大捷”后,再次取得“宁锦大捷”,也是明军在关外战胜后金军的第二次重大胜利。
“宁锦大捷”,无疑与袁崇焕利用明金议和修复宁锦防线分不开,同时与他“守为正着,战为奇着,款为旁着”的正确战略战术有直接关系。由于宁锦大战的胜利,从而收复了大片失地,进一步加强和巩固了宁锦防线,形成了以宁远为核心,联络关外诸城,不仅可以独自固守,而且还能互相支援的防御体系,有效的保卫了山海关和京师的安全。
“宁锦大捷”,除了对明有重要意义外,而对后金也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第一,后金因宁锦战败,促使满洲贵族内部汗权和王权的斗争日益激化,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更加尖锐。皇太极为了解决面临的问题,决定实行一系列的内政改革和对外政策的调整。所以在对明的政策也有所改变,他采纳了廷臣的建议,所谓“我国处南朝之大计,惟讲和与自固二策而已”[64],就是利用议和的手段,以达到自固的目的,于是主动打起议和的旗号,通过明朝边官、朝鲜国王、蒙古台吉向明廷转达和谈的愿望。直到天聪十年(1636),皇太极由于进行了社会改革,加强了汗权,业征服了朝鲜和蒙古,解除了东西两面的威胁,便改元称帝,对明由积极议和转入大肆进攻;
第二,皇太极吸取宁锦惨败的教训,放弃了攻打宁锦,打开山海关的作战方针,认为“彼山海关,锦州防守甚坚,徒劳我师,攻之何益惟当深入内地,取其无备城邑可也”[65]。于是就绕开宁锦防线,取道内蒙入关,深入明境,攻城略地。可是,有宁锦坚城的存在,后金进关也不敢久留,害怕后路被截断,沈阳受攻,所以只好很快退出关外。天聪四年(1630),虽然后金兵攻占永平等四城,却得而复失,这说明没有清除宁锦防线,占领山海关之前,要想立足关内是不可能的,所谓“年来我兵内入,累次破城获捷,而不得坐守其地者,皆因关门阻隔,首尾难顾,是以得其城而不能保”[66]。可见,宁锦防线直接影响后金制定对明作战的策略;
第三,后金军在宁远两次战败,都是明军火炮所致,皇太极深感“野地浪战,南朝万万不能;婴城固守,我国每每弗下”,“屡屡出征,屡屡不能长驱”[67],其因是以刀矛弓箭等冷兵器,要想攻破有火炮设防的坚城是不容易的。所以,他也想改变单纯使用冷兵器,而增加倚重火炮的力量,加强后金兵的攻坚能力,于是开始关注铸炮之事。天聪五年(1631),皇太极命佟养性为督造官,带领一批明降军中的炮匠,如王天相、祝世阴、丁启明等人,铸造红夷大炮,制成后赐名为“天佑助威大将军”,当年就有四十门红夷大炮装备了八旗兵,八月后金兵攻打大凌河城时,“用‘大将军,力也,自后师行必携之”[68],从而打破了明王朝独擅火炮长技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