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子谙之’,与之相反,王阳明、湛若水各创的心学倒颇受推崇。
但实物都有两面性,因王湛心学的门徒对师说理解不一,相互纷争,更有甚者徒尚空谈,‘守仁倡良知为学者,久益敝…有以纵恣为自然者’,‘士之浮诞不逞’。
为遏止这种‘矫诬不学,任性自适’的不良士风,东林学派应时而生,他们抨击心学不务实学的空疏,希图重塑朱程理学,提倡实学。
顾宪成重新修葺东林书院后,为其撰写的名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在心”说出了读书人心声,所以‘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
东林书院的实学以时政为讲学教材,在讲习之余,招四方游士与相讲论,公议朝政得失,裁量人物。
渐渐的,这种讲会便跳出了学术范畴、脱离书院形制,接近社会演讲,加上参与讲会的大儒不时出仕,居官论政,使得东林可遥制朝权、挟制边镇、把持地方有司,从机密重权到诉讼小事,无不干预。
……
聪明如你一定能看出这便是‘非法集会’,不言而喻,这种书院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去求学者也有希图博取讲官的赏识,达到高中或加官进爵的功利目的。
禁毁书院在这之前有两次,一在嘉靖十七年,一在万历七年,但因书院有讨论学术、传播思想的本质,两次都不彻底。
这还是因为当下没有正式的表达民意的议政机关,书院便自然而然的代行职权,以期制造舆论,干涉朝政。
朱由校深知,无论谁最后执政,这种以政治为目的的讲会都将被禁止,而科举改革、思想的进步却非一蹴而就,所以要将书院区分对待。
…
刘一燝、韩爌等在大殿细数书院的各种好处,将孙如游、方从哲问的几乎哑口无言,朱由校看着他们唇枪舌战,不由莞尔。
孙承宗看不过眼,代为解释道,“世庙曾下旨‘书院应创建者,必须请旨,教官生员悉令于本处肄业,不许刊刻书籍、刷印送人,糜费民财’,故《京报》所载并无错误,朝野众人夸大其词。”
韩爌和孙承宗差不多年纪,甚为不服,“孙军机此言大谬,天下所创书院皆为官民所赠田产,并未耗费朝廷一粒米麦,何来靡费之说?课业所教不过儒家经典,讲会所议皆为时政,又何来谋逆之说。”
“够了。”朱由校对他们相互偷换概念的‘廷辩’兴致缺缺,高喊一声后,见几人看向自己才不疾不徐的说道,“不许私创书院乃今日所议之根本,诸位所争偏题甚远。至于谋逆,韩阁下,聚众数落朝政不是谋逆又是为何?”
“皇上,生员不过以探求实事,辨明真伪,并非谋逆。”
“太祖曾定学校禁例,镌刻于卧碑立于明伦堂之左,上有‘军民一切利病,不许生员建言’可否属实?”
“确有此事。”韩爌似乎感觉不妙,他为书院讲话是看重书院的文化传播功用,尚没有看到讲会的实质。
“书院标榜教学明理,亦可算学校,为何不从?”
“……”众人皆沉默以对。
朱由校嘴唇上扬,起身踱步到宝座之前,居高临下的说道,“明诏省直督抚、三司衙门及提学御史,将各地书院之房屋田土皆籍没入官,由吏部拣选贤者通达之士出任山长,率教官生儒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躬身实践。在朝及在野曾任五品以上官员者,严禁到书院讲演,违者除籍为民;无论朝野,凡有聚众讽议朝政者,杀无赦。”
刘一燝率先醒悟,“皇上,这岂非阻塞言路?”
“髯阁下,按祖制,凡在野贤人、有志壮士、质朴农夫、商贾技艺皆可经通政使司具名奏陈民间利病,何来阻塞?任贤荐能、严肃朝廷律令乃内阁及各部本职,岂能任由心怀不轨者聚众指手画脚、蛊惑民心?”
众人相互示之以目,内心皆一个心思:立光庙为储离不开天下士人的声援,今上登极也离不开顾命大臣及东林杨涟及左光斗等人鼎力支持,如今天子此举,不异于‘飞鸟尽,良弓藏’,有卸磨杀驴之嫌。
朱由校也知道书院山长官聘会有瞻徇私情面、滥竽充数、懈怠、外行指导内行等弊端,但这相对于让读书人非法集会,肆意抨击朝政,危及皇权就显得没那么重要了。
好在,朱由校多出几百年常识,知道哪些学科应当鼓励,哪些应当遏止,不会造成学术不兴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