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侥幸,参加完洛阳军事会议后,跟随蒋委员长一同到西安的何应钦,因为有重要事务需要处理,于十二月十一日上午,乘坐飞机返回南京,同机的还有军统局局长戴笠戴老板。
由此而躲过一劫,其他的军政大员们,可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也许这就是冥冥之中自有定数,何应钦似乎未卜先知,因为他离开西安的理由,并不是十分充分。
西安事变的当事人,以及后世的史学家也颇为疑惑,民间流传这各种版本,但归根结底给出的结论,只能用侥幸两个字来形容。
“现在,西安情况不明,因事发突然,变故骤起,委员长及各位长官,均已成张杨二人之人质,现多方协商,寻求一个稳妥之办法,一切以保护委员长之人身安全为第一要务。”
实际上,把蒋委员长拘禁后,下一步该如何走,究竟要怎么做?张杨二位并非成竹在胸,对西安下一步的具体方向,还很模糊。
十二月十一日夜晚,张学良宣布“兵谏”行动计划时,手下的高级军官们就问过他,把蒋某人抓起来之后,下一步怎么办?张学良的答复是,先抓起来再说,只有他答应我们抗日,我们还拥护他做领袖,至于答应到什么程度,心里着实没有谱儿。
张学良和杨虎城还命令手下的亲信文职军官,组织了一个设计委员会,负责研究一切政治问题,实际上,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命令亲信的武职高级军官,组成一个参谋团,负责军事问题,实际上,张杨已经做好了和国民政府军开打的准备。
设计委员会在讨论的时候,也是争论不休,意见分歧严重,一部分人意见偏激,主张杀了蒋委员长,没有他统调国民政府军,东北军可以顺利的杀回老家打鬼子,总好过在这受窝囊气。
当时西安城内的主流思想是主张杀掉蒋委员长,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样办,是顺理成章的结局,设计委员会曾经向西安各界和军队征询过意见,结果是,主张杀蒋的,占大多数。
一部分人主张借刀杀人,把蒋委员长送给中共红军,蒋某人和共产党红军打了将近十年,杀了多少共产党员,双方可以称得上是血海深仇,蒋某人落到红军手里,绝无活命的可能,这样,咱们手上没有粘上一滴血,就实现了咱们的目的,还让中共红军感激不已,一举两得。
一部分人认为,只有蒋委员长答应抗日,就可以把他送回南京,至于具体条款,却拿不出一个完整的政治主张,只是想法而已。
各种意见众说纷纭,张学良和杨虎城心中并无定数,蒋委员长现在是杀不得、放不得,他们发现,西安事变的收尾,比开端更难!
十二月十七日,西安事变已经历时五天,日本人期望,国人担心的国民政府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西安城外大火拼、大决战,并没有发生,反倒是先期有所行动的国民政府军各部,撤到了远离西安的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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