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本人向西,过江阴鹅鼻嘴,镇江圌山门、焦山门,戎克船的战斗力实在有点弱,明军打不下岸上要地,只得在金山寺遥祭明孝陵。
在西面:
1655年5月,孙可望派刘文秀率马步6万人,40多头战象进湖南。这是孙可望攒出来的第二波强兵。
北京当然派八旗兵增援洪承畴。
两军在常德决战。
没有悬念,西营大败,再次退回贵州。
会战结果最真实,剥开文人虚词伪饰,直接看西营出兵以来历次战役的结果很残忍。
李定国打赢衡州,消耗很大,导致桂林失守,一度后路被断。
刘文秀在保宁决战败于吴三桂,全军崩溃,损失数万军队。
孙可望在宝庆周家铺—三岔口败于屯齐,损失惨重。
李定国在广东一败于肇庆,二败于新会。修城堡最容易学,耿继茂招募葡萄牙人与荷兰人,把战略要地新会城修成星堡。定国打不动,围城大半年,最后撤退时被鞑靼骑兵追击,崩溃了,损失战象十余头,大半精锐丢完。
刘文秀于常德再次大败,不仅断送了会师长江的计划,更是断送了西营前途。这哥们打仗实在是不行,这次回去后孙可望把他撸了。
西营出山以来,决战就李定国在衡州惨胜了一次,其余全是败。能挺到现在,全靠孙可望刮地皮厉害,有些恢复力。
西营在战场的表现,勉强可用顽强二字来评价。
随着云贵潜力消耗殆尽,西营必将走向内讧,和人品道德全无关。
明朝叫花子兵一年常额军饷20两/石,低于这个水平不用打仗,军队再多都是等死。
因没钱没粮内斗是标准流程,明军逃不掉,顺军逃不掉,郑成功逃不掉,西营当然也逃不掉,谁都逃不掉。
没1千万两白银收入和1千万石粮食产量打底,和鞑靼人打仗没戏,实力差距太大,全是绝望的战斗。
守序合上鞑靼兵力、财力和军情报告。
他对洪承畴有了点兴趣。
鲁江浙闽四省并无决定性的陆战,陆地战场全看西南。
鞑靼人有3个统帅。
四川吴三桂,湖广洪承畴,广东尚可喜。其中洪承畴坐镇中路,最为要害。
顺治帝选择洪承畴当主帅,真是选对了人。
老洪实战经验丰富,资历老,绿营将军几乎全是他当年在明朝当总督和督师的部下。
历史仿佛来了一个轮回。
西南明军主力是闯营和西营,鞑靼人给明朝扣一顶流寇的帽子,战场似乎又回到近20年前,洪承畴带着明军围剿农民起义军的模式。
老洪对这个太擅长了。
洪承畴此前一直被多尔衮压制,咸鱼翻身是因为多尔衮挂了,济尔哈朗给他撑腰。
洪此番出任湖广、江西、广西、云南、贵州、广东六省经略。
辖区内,所有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包括镇守湖南剿抚将军续顺公沈永忠在内,悉听其节制。后来是尚可喜、耿继茂两藩王联合抗议,北京考虑到让一个三等轻车都尉世职的下等奴才统辖藩王,确实有点不像话,就把广东从洪的辖区中独立出来。
1645年洪承畴初次经略江南。
当时他无权调动八旗兵,甚至连绿营兵,洪承畴也得与镶红旗都统叶臣商量使用,更要听平南大将军勒克德浑的调遣,其实没多少真正的军权。
1654年洪承畴开府长沙。
一应剿抚事宜不从中制,事后上报而已。一切军事,均可便宜行事。五省辖区内,文武官员升、转、补、调,洪一言而决。文官五品以下,武将副总兵以下,洪可先斩后奏。
这权力大到吓死人,上次鞑靼朝廷有这么大权的臣子,还是入关初期多铎、博洛几个宗室诸王南征大将军。
洪承畴从北京出征,一路意气风发,如其所曰,“横秋看剑气,跃马渡金波。坐策连云骑,亲挥指日戈。”
当真是心高气昂,直冲云霄。
一路上有很多人跪在路边,投效在洪承畴门下。
长沙开幕府,洪承畴用门生、马仔、幕僚把湖南全省的官员换了一茬,又招募本地人才、武将,扩大统治基础,瓦解明军根基。
湖南情况非常惨,这里是明军和鞑靼人拉锯十年的主战场。“尽天下之民,极百姓之苦,未有甚于湖南者。”
各路势力来了都要打劫几遍湖南人民,济尔哈朗南征更搞了几次大屠城,湘潭屠杀尤甚。沈永忠在时,对湖南残余的皮骨之民提前征收了3年税粮。
洪承畴在直接管辖的湖广(两湖)搞屯田恢复生产,加派九厘洪饷。
洪饷即辽饷,鞑靼人入关后曾经一度废除,废辽饷本身是一项德政,鞑靼人初期很多地方传檄而定,江浙望风迎降与三饷有直接关系。明朝江南赋税极重,加派三饷后更是苦不堪言,士绅被三饷搞得对明朝绝望了。弘光年江南传说中的满人来了有大恩德,指的就是废三饷。
因为西南、东南战事紧迫,鞑靼人迅速把洪饷向全国推广,在江南收得更狠。以鞑靼皇帝(康熙)自己的评价,江南很穷,士绅穷百姓穷,不如北方,被三饷搞惨了。重开三饷后,满清财政收入暴涨1000万两,他们在江南收得更狠。
需要强调再强调,逻辑关系绝非明朝收不上江南士绅税,江南士绅心向鞑靼人,鞑靼人来后抽重税,江南士绅起义反抗。
历史真实是明朝对江南士绅压迫太狠,收的税太重,江浙几个府负担了全国近一半中央财政收入,加派三饷后更是苦不堪言,所以明朝在南方民心丧尽。鞑靼人来了轻徭薄赋,废除三饷(部分地区未落实),江南这才望风景从。直到剃发令出台,激起南方普遍反抗。鞑靼人军事压力越来越大,在入关10几年后才重新开征三饷,并在江南严厉追饷加徭役。这时反倒没有大规模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