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王彦的出身决定了他代表着士绅的利益,所以在光复南京之后,南京朝廷便在光复之地,从新清查,将满清所发地契一律作废,由南京朝廷从新发放,并借机清丈土地,收回一部分投靠满清士绅名下的土地,还给持有地契的抗清士绅。
对于被流民散户种植的土地,则搁置暂议。
朝廷维护了抗清士绅的利益,但对于宗藩的封地,却一直未做任何处理,这便使得不少宗藩大为不满,不少人便凭借着皇族的身份,回到封地开始自行收地征粮,结果引发激烈的冲突。
小民图利,而且有些宗室封地,几年没人种,已经荒废,小民从新开垦,花了力气,早当成了自家的地,哪里愿意宗室收回去。
从法理上讲,这些地属于宗室,就像士绅的地属于士绅一样,不能说主人逃了,家产放在那里,被谁占了,就是谁的了。这便没了法度,社会也就没了稳定的基础。
可法理也并不是说就有道理,明朝宗室不为朝廷天下作出贡献,却享有那么多土地和权利,显然对于整个天下,没有益处,那就是不合理,法就需要改。
治国以来,王彦也有领悟,整个天下,统治阶级要享受特权,这是不可避免的现实,但是这个特权得有度,统治阶层享受的特权越多,庶民的负担就越重,而当着个度超过了庶民的承受能力之后,李自成、张献忠之辈,便会蜂起。
所以统治阶层要拿捏好这个度,不能超过,那么就要看统治阶层,在这个度内,如何去分配这个利益,而在明朝,宗室无疑是占了大头。
有人说士绅不是东西,确实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明朝每三年才取进士三百多人,明朝二百七十余年,所取举人总数不过八万人左右,而明末宗室人数却是二十多万人,宗室分得的利益,比士绅要多得多。
明朝士绅有没有特权,自然是有,士绅不纳税,但这个不纳税,不是真的不交税,而是中了功名之后,有一定的限免额度,只是每个王朝后期,都面临官僚集团腐化,相互勾结的现象,限免的只是小头,大头是被隐瞒和未上报的土地,这是吏治腐败的问题,而不是士绅有特权的问题。
历朝历代,士绅都是有特权的,宋朝士绅也有限免,也有特权,没特权谁考功名,谁治理国家,谁会说“书中自有黄金屋”。
岳飞出身于普通农家,做官之后,家中两千多亩土地,一下成为大地主,韩世忠更是有几万亩地,但宋朝运转却比较正常,这是统治阶层享受的特权,在这个尺度之内,宋又没有明朝宗室这个大包袱。
明朝的现实就是,朱家没有给干活的士绅阶层足够的利益,官员俸禄少的可怜,宗室站了绝大多数好处,却又不做贡献,士绅便突破这个度,将负担转给了庶民。
至于后世吹嘘满清的官绅一体纳粮,其实也没什么可吹嘘的,不要忘了满清的八旗和王族,满清不过是拿走汉族士绅的利益,去养几十万满人,八旗,创建他们的盛世而已,而拿走了汉族官绅的好处,那士绅为什么还要当官,“贪”嘛,最后官绅还是将负担转给了庶民,否则哪里来的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此时,摆在整个南京朝廷面前的饼就只有那么大,王彦肯定要给治理国家的官绅,而不是毫无贡献的宗室,他铁定是不能为宗室收回封地,否则士绅占一块,宗室再占一块,那庶民又该反了。
王彦沉吟一阵,挥手让几人先不要争,然后对朱存枢说道:“朝廷今岁要提高官员俸禄,今后财政支出必然增长,宗室想要占据大片封地,不向朝廷纳税,肯定是行不通。孤今天就给宗室一个说法,朝廷有迁藩的权利,这次不仅要迁藩,还要收税。那个在浙江打死人的越藩旁支,宗人府要贬为庶民,然后交三法司会审,当然闹事的百姓,也要抓起来一同查办,朝廷不会袒护任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