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天一早,我们是要结伴去读书的,二年级早课七点半要到学校,我们三户人家数我最远,喜子家最近,那天早上提着装着午饭的茶缸照例到喜子家门口的时候,他的妈妈告诉我们喜子生病了,让给老师带个假。
有大人出面,小孩子们自然是没有料想到事情会有多严重,以为就是一般的感冒之类的,很常见。傍晚放学的时候我还看见喜子脑袋上包着一条他老妈的黑丝围巾,坐在他父亲的自行车书报架上,说是刚从卫生所挂完点滴。他父亲说,明天还要请假,让我们继续带口信。
那一个星期喜子都没有来上课,周五的晚上,父亲和母亲去了喜子家,手里拿着用网袋装着的水果和饼干。我一度很羡慕,因为那是我想吃却没得吃的东西,为什么他们不买给我吃反倒是去给我的同学?一种委屈感让我不愿意同行,我甚至嫉妒喜子因为生病可以吃到好东西,于是我也在家里装起病来。
父母回来的时候脸上写满了愁容,当见到那个在被子里声称肚子痛的我时,急忙连夜就送去了医院。那个赤脚医生给我了开了药,反正我也吃了,在那里我听到大人们在议论,说是喜子怕是得了什么怪病,一直在发烧,医生说他这里最好的青霉素已经用最大剂量注射了,行医多年,还从未见过这样的病重孩子。
一旁有个老太太,也是我们村里的,平时就爱个神道,插嘴道:“莫不是那孩子惹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吧?要不要去找个先生来看看?”
喜子的父亲是个党员,兼着我们村里的委员,大小算是个官。那时候村干部们互相斗的厉害,谁有点小把柄很容易就被抓住,也分各种派系,喜子爹并不是没有想过这一层,只是碍于自己的地位和身份,他不得不放弃了这个念头。
去县城瞧病在当时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农村人,不到那一步是不会轻易乘坐四个小时的公交车一路颠簸到县里的。在村里,你大小算是个人物,可进了城,两眼都是一抹黑,啥也不算。喜子就被送去县城了,又过了几天,托人回来借钱,听消息说孩子晚上说胡话,总说有个女人在喊他,经常半夜里就莫名其妙的哭,哭得医院里同病房的人听得都瘆的慌。
白天的时候他到还好,只要一入夜,高烧就来了,医生们也束手无策,反正寻思着再不行,就安排车子给送去省城,叫他家里准备好钱。
我父亲与喜子爹算是关系不错的,自然就得凑一份,带信的是喜子家的一亲戚,说起这个事儿的时候他也觉得喜子是遇到不干净的东西了。然后那人就问我父亲道:“你是不是认识一个道士,五里铺那个姓查的先生,能不能给喊道家里来瞧一瞧。”
他说的那个先生便是查文斌,那时候的查文斌是真正的解甲归田不问世事,父亲念着喜子爹是朋友,喜子又跟我是同学,便碍于情面去了五里铺。那是在我小姨出事后第二年,查文斌再次来了,他每次见到我总是很开心,我那时候也从不觉得他是一个道士,从打扮穿着来看,这人怎么得就是一农民,那时候的他特别的消瘦,我老是会去注意他的脸颊,因为那里的轮廓太明显。
查文斌被父亲请来了,然后去了喜子家,他家中没有人,由着父亲陪着去的。傍晚的时候他就来到我家了,一进门就把我喊了过去直接问道:“小忆,那天晚上你们到底去哪里玩了,有没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跟我好好说一遍。”
这时,我才看到父亲阴着脸拿着一个桶站在门口,我很害怕我的父亲,因为他很严厉,只要脸一黑那一准没有什么好事。那个桶里有东西在晃动,我瞄了一眼,里面装着的正是那条白色的鱼,原来它还活着。
我把发生的事情大致过了一遍,包括那条鱼是怎么钓上来的都夸大了一番,因为到那会儿我还觉得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可是那条鱼并没有被父亲留下,而是给查文斌带走了。
我听到院子里,他和父亲的对话,他说迟了一点,然后就走了。那天晚上还是父亲陪着的,母亲在家里做了很多饭菜,都是一些半生不熟的,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在那么晚的夜里还在厨房里忙活着,一张竹编里放满了盆子,还有很多香烛和纸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