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去年录取了七十人,你可以降到二十余人,但邵树德觉得这样太折腾。每年都考,第一年没考上的学生直接就住在京城不回家了,如今甚至有在洛阳、北平住了十年之久的外地士人,实在有些夸张。
还不如改为三年一考,明年三月没考上的,麻利点回家,两年多后再来。
“诸位师长可有意见?”邵树德说完,看向众人,问道。
“陛下圣明。”陈诚带头回道。
“陛下圣明。”其余几人也陆续回道。
失望么,肯定是失望的。他们还好,天下士人肯定更加失望。但说实话,现在就剩南方和西域一些地方没打下了,让你们去那当官,去不去?很多人怕死,多半就不去了。
那就别叽叽歪歪!
邵树德只关注武夫们的情绪,文人的统战价值,就当前而言,远远不如武夫。
而经过今天这么一番商议,考试内容及流程大致也定下了:
第一场杂文,考两道题,诗赋歌论表笺疏等多种体裁中随机抽取两种,考察你的写作能力。其中,表、笺等更是标准公文写作格式,作为预备官员,肯定是要精通的。
写得文辞通顺即可,但你最好有点文采。考官也是人,在录取名额一定的情况下,文采好的肯定更能博取好印象,关键时刻或许就发挥作用了。
第二场帖经,邵树德有点犹豫是不是增加几道题,毕竟题目越少偶然性越大,但最后决定明年还是考五道题,对两道即可——这是客观题,有标准答桉的。
第三场对义,考五道经义解释,算半主观半客观题,对三道才算合格。
第四场策论,一般是针对实际事务,写下你的见解、剖析、推论或解决方案。
考试难吗?看起来不难。但大夏礼部每年给一百个名额,还真招不满,刷掉最多的居然是帖经,即五道填空题难住了至少两三成的人,做题家们不给力啊。
当然,这或许和风气有关。
即便盛唐之时,士人们也很喜欢出去玩,闷头在家读书的比较少。
晚唐之后,因为时局的关系,很多文人还要花时间练武。
比如理蕃院主簿刘去非,这厮明明是个文人,担任县吏,但“性粗鄙”,熟习骑马射箭,勇于近战搏斗。
这种文人,与做题家完全是两个路数,你让他默写填空,五道题对两道已经不容易了。但换成明清的读书人,正确率一定大幅度攀升,甚至五道全对都是易事,因为考试时并不会选特别偏、特别怪的题目。
简单来说,此时的文人,与明清时相比,武艺更出众,读的杂书也多,有的人甚至喜欢看兵书。且因为要考诗赋的缘故,文采也更加华丽,而这种文采华丽,也带来了性格、气质上的超脱、随意。
比如当年祖咏考进士,要求写五言十二句,他写了四句《终南望余雪》就交卷了。考官大惊,说你这不行啊,祖咏对答“文辞尽矣”,不必画蛇添足,后来也被认可了。
没有明清时那么循规蹈矩,个人意志与特色比较重。
总而言之,作为大夏第二次科举改革,力度还是比较大的。且针对实际情况,比如考生的死记硬背能力偏弱、官员数量渐渐充足、士林过于追求浮华辞藻等,进行了一定力度的调整。
改革,不是你想怎么改,就瞎几把改,或者一步到位抄别的王朝的制度。你要了解当时的实际情况,慢慢做出针对性的改革,小步徐进是最好的策略。
当然,到现在为止,改革其实尚未完成——
“朕属意各道分榜,风声都放出去了,诸位师长可曾拿出切实方案来了啊?”邵树德问道。
“陛下。”陈诚上前道:“皇夏今有直隶、河南、淮海、关内、关北、河西、陇右、剑南、河东、河北、辽东、湖北、黔中、江西、福建十五道,另有藩镇若干,湖南、淮南也有大量士人跑来应试,实不好定。另者,若按户口来定,则人烟稠密的河北当给予相当名额,然臣阅河北才子之文章,其谬多矣……”
陈诚的意思很明白,如今天下尚未一统,有些地方还是藩镇模式,你怎么给名额?另有不服王化的湖南、淮南、清海军等镇,亦有士人来京考试,且还不少,你怎么算名额?
另外,如果按人口、经济来算,河北都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但因为历史遗留问题,河北考生的水平一言难尽。你就是给他十个名额,帖经、对义这两门的硬指标就刷下去了,最后如果只录取了一两个,岂不是让人笑掉大牙——考试,不是按分从高到低数人头的,每一场考试都有硬指标,比如帖经里的“五经通三”。
“臣亦请天下一统之后,再行分榜。”赵光逢也上前说道。
邵树德听了也觉得有道理。
倒背着手在殿内转了一圈后,叹道:“也罢,就按陈卿、赵卿说的办。但这事不能拖太久,要尽快厘清。”
他以前多在打仗,或者谋划各种统战乃至赚钱的门路,对科举只关注考试是否公正。
建极七年,他亲自主持了一场殿试,这算是离科考最近的一次了。但能参加殿试的,都是已经中了进士的考生,水平自然是可以的。
也是在上个月,他才第一次知道居然有那么多考生没法通过帖经考试,这让他大跌眼镜。明清时的做题家甚至夸口“倒背如流”,如今怎么是这种操行?明明最简单的客观题考试,就是不会,真他妈的!
说到底,一百五十年的藩镇割据,对文人的影响很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