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达了丁飞手中,这让丁飞非常无奈。这不是第一封有关这个风闻消息的电报,到了各地修理厂的检察官都发回了类似的消息。丁飞自己还记得,他离开肃奸委员会后的第一个差事就是福建路提点刑狱,前去福建和两广调查当时传说的伪币案件。
那时候的辛苦并没有查出什么,顶多是在赵官家兑换交钞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那都是利用已经发行的官方交钞牟利,并没有出现私自印刷交钞的局面。而现在各地风闻的情况都与私自铸币的人有关。
丁飞站起身来回走动,他大口瞅着烟,却完全没注意到自己在抽烟。那帮盗窃货币的家伙肯定要把手中的白银给换成货币,这点非常容易就能想到。但是丁飞没想到这帮盗窃白银的家伙胃口竟然如此之大,同样的白银若是用在制造伪币之上,利润比兑换国家铸造的银币更大许多。当然了,罪责也更大。
把烟头在烟灰缸里重重掐灭,丁飞恶狠狠的说道:“把情报局和国安局的副局长请来。”
第二天下午,情报局的副局长赵登同与安全局的副局长刘宠,还有总检察长丁飞到了铸币厂门前。这是一个完全的军管单位,位于一个比较偏僻,并且被军队严密保护和包围的地方。如果不是三个人觉得自己需要补充知识,做出申请,一般官员根本别想到这里来。更不用说普通人。
经过一番很复杂的手续,这三位强力部门的头头总算是经过重重关卡,进入到了铸币长内。进来之后,这帮人都得换上这里的工作服装。这些服装的最大特点是一个口袋都没有,还非常容易检查。这模式就与部队的军服不同,军队的军服里面最大区别就是口袋多,各种挂件插件的位置多。掌握的作战技术越多,口袋也就越多。
换好了衣服之后,就有人带着他们参观。这帮强力部门的头头也是第一次真正接触大宋货币生产制造,心中也颇为激动。众人跟着讲解者前进。发现铸币首先是需要金属材料。大宋这边的银币所用的材料都是在冶炼厂做好的,铸币厂自己不负责生产这些。
那些材料都是一块块的长方形板材,板材送到蒸汽动力驱动的冲压机下,从板材上冲压下一个个圆形的银片。这些银片的大小都一样,丁飞他们走到那些放银片的箱子旁边拿出一些看看,原来这上面并没有那些图案纹理,都是些大小一样的银片。大部分银片都很光滑,也有些冲压出来的不怎么好,那就要挑拣出来和那些冲压后的方型余料一起送回去回炉重铸。
有了大量的合格银片之后,这些银片又被送去另外的冲压机,经过一番冲压,银片有了外边的轮廓。但是上面并没有那些花纹和文字。这一道冲压工序之后,不合格的银币又被挑出来。
经过好些道工序,最后出来的就是制作精美,重量标准的银币。如果是普通的磕碰等损伤,大家一看就知道。如果有人估计削减银币,同样会被看出来。
等丁飞他们出来的时候,强力部门的头头们对这个流程非常讶异,在他们的想象中,就是做一个模子,把白银放进去,咣当一下就砸出这么一个漂亮的银币。现实中的处理方式可比他们想象的要多的多。
出来之后,丁飞就请另外两位头头一起吃饭。大家在饭桌上谈论的更多,其中自然包括最近大宋的货币供应。丝绸明显退出了货币领域,纸币供应就显得多了很多很多。特别是纸币面值从原本的一贯为单位,变成了现在的十文为最小单位,这就让一众人等都觉得很不习惯。因为他们出行的时候手中的铜钱完全变成了零钱。
刘宠淡然的说道:“我倒是没想到咱们大宋在这件事上竟然学起了蒙古。”
这话一出,丁飞干脆被逗乐了。方才的话题实在是太复杂,太沉重,需要这么一个轻松的说法来缓和情绪。蒙古的“中统元宝交钞”刻版印制时间为元代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的忽必烈时代。这种纸币是好几手技术传递的结果。先是金国在某种程度上模仿大宋,蒙古又从金国和大宋获得钞票制作技术和理念。特别是临安总投降之后,蒙古掳走了许多大宋的造币专家,让他们的造币技术和理念获得了更大突破。
“中统元宝交钞”为树皮纸印造,钞纸长16.4厘米,宽9.4厘米,正面上下方及背面上方均盖有红色官印。这种纸币银为本位,以贯、文为单位,面额:其文以十计者四:曰一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以百计者三:曰一百文、二百文、五百文。以贯计者二:曰一贯文、二贯文。中统钞每两贯可兑换白银一两。这种货币不受区域和时间限制,国家收税、俸饷、商品交易、借贷等使用宝钞,并允许用旧钞换新钞,这样中统钞就成为通行于蒙古各地的统一货币。
而大宋的交钞则不同,至少在赵官家上台之前,这玩意主要是有钱人在用,城市在用。赵官家上台之后才建立了新的货币制度,结果大宋的交钞看起来倒是走起了蒙古已经走过的路数。
笑归笑,丁飞问了一个问题,“你们谁见过私人铸造的银币?”
这个问题让强力部门的家伙们无言以对,他们自己见过许多货币,用过许多货币,却还真没见过这些年私人铸造的银币。赵登同忍不住问道:“你们觉得这会不会是一种谣传?”
“谣传说到这么有鼻子有眼,总不会是那么简单。”刘宠答道,“而且要是说蒙古人伪造,那也只可能是伪造纸币。蒙古人自己都没有那么多白银来流通。”
作为在河北作战的将领,刘宠不太好意思说大宋对蒙古实施了伪币作战,但是因为蒙古通胀,导致小面额货币赔钱的糗事。
“我觉得这问题大概是在福建那边为主,又或者是在广州。江南这边还真没听说过有人敢这么干。”赵登同讲了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