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君臣奏对

    “皇上竟然问起这些……”赵彦深的确没有预料到高纬的与他的第一场策问就是如此宏大的命题，但他毕竟在神武帝的时候就已经接触这个帝国的核心，若论对这个国家的了解，他自认不在任何一人之下。

    捏着胡须沉吟半晌，缓缓开口道：“我大齐自文宣帝立国以来，至今已有二十余载了……但这二十年间，我大齐却是常常有国朝动荡的局面，如今国力、军力一日不如一日，倒反过来被北周压制，圣上可知其中缘故为何？”

    高纬蹙眉，仔细思考，的确北齐曾有过一段时间的辉煌，在高欢当政直至高演为帝的时期国力是一度比北周要强的，然而就是在短短的几年间，北齐就被北周超越，他也常常想，北齐究竟是那里出了问题，否则又怎么会以如此快的速度就从巅峰跌落到了谷底。

    在高纬仍在思考之际，赵彦深开口道：“老臣历经东魏及大齐，看过了许多，也时常会想这个问题，在老臣看来，我大齐所含弊政不在于贪官迭出，也不在于天灾地变，而在于我大齐人心不齐。”

    “人心不齐？”高纬来了兴趣，问道：“朕愿闻其详。”

    “这里老臣所说的人心不齐，非军士不勇，非官员不力，而在于国家内部最根源上的对立矛盾！”这一刻赵彦深浑浊的眼睛一扫阴霾，如同锐利的箭一般，精光外露。

    “丞相是说，鲜卑人和汉人的矛盾？”高纬小心翼翼的问道。

    赵彦深欣慰的看高纬一眼，道：“不错，在老臣看来，所谓北周、突厥进犯，所谓天灾民变都不足畏惧，真正可怕的是这一直隐藏在我大齐身上的隐患，它就像一颗毒瘤，不知道何时就会发作！”

    赵彦深抚摸花白的胡须，看向殿外的满地白雪，似是陷入了复杂的思考之中，轻声道：“鲜卑人与汉人同处一地，却又矛盾甚大。一旦有国难，朝堂上汉臣和鲜卑大臣的也是分歧甚大，这就导致了大齐的力量不能完全使出来，这就是我大齐衰弱的真正原因！”

    高纬沉吟不语，他明白赵彦深说的是实话，也知晓赵彦深说的句句在理，但是这个问题实在是牵扯太大了。

    关于鲜卑和汉人的问题还要追溯道北魏时期。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力推文化改革，南迁的鲜卑人在中原逐渐汉化。对于孝文帝改革，魏国上下也并不是一条心，支持汉化改革的不少，但是反对的却更多。当初为了防备草原上的柔然人，北魏在北部设立六个军镇拱卫边境，其成员以鲜卑人为主。这些人就是属于反对的那一批顽固分子，既然劝不动也杀不得，那么孝文帝采取的措施就是把他们留在北方，任由他们自生自灭。

    随着孝文帝南迁改革，北方六镇军民成了被遗忘的人群。他们在朔风怒雪中过着穷苦的生活，地位十分低下。眼看着南迁的同族“擅山海之富，居山林之饶”，心中不平之感油然而生。

    北魏末年，军民大规模起义，尔朱荣等枭雄乘机祸乱天下，六镇兵变，大批流民涌入中原。出身于六镇的高欢当时在尔朱兆的帐下，当时就想出了一个主意，劝说尔朱兆派一个得力的人去收编六镇流民，这个得力的人不用说，自然就是高欢他本人了。等到他掌控了六镇兵马，他马上就和尔朱兆翻脸了，进军中原，建立了东魏这个傀儡王朝。

    东魏也就是后来的北齐自成立那一天就有一个致命伤。那些南迁的六镇军户认为北魏之所以灭亡都是因为听信了汉人那一套，而且将长久以来在政治上受到的不公转化为对中原士人的愤恨，因此固守鲜卑旧俗，蔑视中原文化。再加上这些勋贵坐倚拥立之功，所以对百姓“聚敛无厌，**不已”，鲜卑人常常将劫掠汉人当作是天经地义。

    对于中原汉族百姓士人，勋贵们时不时还放出“一钱汉，随之死”‘“狗汉大不可耐，唯须杀却”等言辞。可以说是完全蔑视汉人，对于汉人那治国安邦的一套根本不以为然。

    对于这些现象，执掌东魏政权的高欢都看在眼里。高欢本是汉人，由于累世在六镇之一的怀朔镇居住，因此自小潜移默化的就将自己作为鲜卑人看待。不管是在行政时还是行军打仗时，骨子里崇尚的都是鲜卑人那一套。

    在六镇勋贵与中原士大夫冲突时，这位被追尊为神武皇帝的老兄做法就有些不靠谱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处理两族矛盾的时候喜欢两边抹稀泥。

    比如高欢面对鲜卑人说：“汉族百姓是你的家人，男人为你耕种，女人为你织布，你吃的用的穿的全都是人家供养你的，你干嘛还去欺负人家呢？”转过头又对汉人说：“鲜卑人是你的好朋友，他不过拿了你一些粮食一些布，可是人家替你挡住了敌人呀，你为什么还要仇视他们呢？”可是事实证明高欢还是过于天真了，六镇勋贵肆虐所造成的严重社会矛盾岂能被这种“语言艺术”消于无形？

    高欢也不是没有做过实质性的努力。勋贵尉景贪得无厌，压榨百姓，高欢这种本来打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人都看不下去了，告诫尉景说：“你可以收收手啦，别那么贪心。”尉景毫无惧色，大大咧咧地答道：“我跟你比谁贪的多呢？我不过从凡人上剥取钱财，你是从天子身上取啊！”高欢自己挟天子令天下是事实，但是勋贵面对指责，竟敢放此厥词，高欢也无可奈何。没办法，谁让他还要靠人家打仗呢？

    高欢之所以无法下决心惩贪，其根本与他起家倚赖六镇流民之力有关。而且高欢也没有朱元璋打击勋贵，刚猛惩贪的魄力与手腕，没有李世民对华夷一视同仁，使胡越成一家的胸襟抱负。如此就导致了北齐之后发展的局限性。

    面对不法勋贵，高欢更多时是纵容。

    有一次，士人杜弼鼓起勇气，请求高欢除去内贼。高欢问内贼是什么人，杜弼说：“诸勋贵掠夺万民者皆是。”高欢听罢，命令鲜卑武人全副武装分两列站好，又令杜弼从中穿行。这几步路让杜弼走得魂飞魄散。高欢得意地说，他们没有舞刀弄剑，都把你杜弼吓得魂飞丧胆，他们都是在战场上百死一生的人，即使他们贪鄙，但是在战阵上所作的贡献大，对他们网开一面也不是什么难以做到的事情。

    史称杜弼大恐，“顿颡谢罪”。

    应该说这番心里话透露出高欢的苦衷。但说白了，高欢的逻辑无非是在非常时期不怕民心乱，只怕军心乱。可自古以来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岂有依仗武力，纵容墨吏而能长治久安呢？

    这不是丢了西瓜捡芝麻吗？实在令人费解，为人深沉稳重的高欢为何会如此欠缺考虑？这个不得而知，也许是他想要打败北周之后再行动手吧，可惜他没有等到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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