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祭

br />     就在那拉氏大力筹办寿宴的前夕，日本，这个东瀛岛国，这个在公元六百多年被唐朝军队吓得磕头如捣蒜的民族，这个借大化改新师法长安成法旧制疏浚开封建道路的民族，这个中华文明母体孕育下的子文明，开始了对母体文明的戕害。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部分，强权是唯一的公理。对于一个从本质上无可救药的政府的铩羽而归，任何技术层面上的分析都是苍白的，贫血的。以曾国藩为核心的“中兴将相”所能进行的，只能是耐心的裱糊而已。所以，甲午中日海战的结果，是中国遭遇日本军国主义的一记当头棒喝!尽管，从战役的技战术和政府的支持力度方面而言，这里存在很多转圜的余地。教训无疑是血淋淋的。维新派的改革纲领在日本走俏，如同中国的火yao在西方走俏一样。欧洲世界从中世界的黑暗甬道撬开转折的大门，火yao﹑指南针﹑印刷术居功甚巨，这一点连最倨傲的西方学者都一致承认。李约瑟博士甚至翻起了有关中国的故纸堆，研究起了中国古代科技史。

    社会环境直接决定了发明或救国理论的效用。如果说维新思想在中国社会产生过火光的话，它的遭遇也最多形容为:在它还没有来得及发出更多的光的当口，浓雾，千年不变的因缺乏流动而恶臭无比的浓雾，将它捂灭了。这点体现在科技上，就是云蒸雾蔚的古代中华文明并没有在近代科学的催生方面有所建树。

    宏观上，中华文明流动着一明一暗两条河流:儒家治国齐家平天下的道统和道教的怡乐精神。撇开它自身的优势，中华文明实际上是一条百足之虫，有着太多的触须。权术倾轧是古代中国宫廷政治的一个永恒的主题，三年知府连结着的是十万雪花银，有道是“谁不爱青蚨”。这个主题内部阡陌纵横，枝节横生，可以说是一个民族的智慧的主要吸收地。虽然，一腔隐情，千古自有知己，但毕竟“长歌怀采薇”的东皋子只是少数。“学而优则仕”，除了从政，儒生便只有和山水缱绻，互相怜惜，扮作半个林和靖倒也显得潇洒十足。

    三

    目光回到这个引动我们复杂情绪的名词:日本。

    日本是一个小国，资源匮乏，土地狭小。这个名词舍开经济学上的意义，就轻如鸿毛。但它有实在是一根头发，牵之，则会引动我们重达千钧的沉重思考。因为，日本，左看右看都像是和战争孪生。这个民族善于媾和，更善于在人间制造令人发指的血腥。“家事凄迷堪动容，当年豆荚迭逢凶”，这就是我们血浓于水的兄弟邻邦煮沸了我们中国同胞的鲜血。“春风竟度东瀛国，争道拈花制毒龙”，我们拈花含笑，竟妄想以嘉言懿行感化扶桑。以日本为主的帝国主义，肆无忌惮、一阵接一阵的乱捅，哪管中华的大厦已经“床头屋漏无干处”！！

    “１９５１年９月８日签订对日的旧金山和约，在赔偿问题上极力宽大日本，只是泛泛地规定：‘日本国对战争中造成的损害及痛苦，将向盟国支付赔偿。’对于具体数额根本没有提及，同时对战胜国的赔偿要求作了原则上的限制:即只能‘利用日本人民在制造上、打捞上及对各该盟国的贡献的其他服务上的技能与劳作，作为协定赔偿各国修复其所受损失的费用’，而且必须在‘日本可以维持生存的经济范围内进行’。这种重重限制的赔偿规定就是以日本人的劳务充作赔偿，实际上是变相减免日本的战争赔偿。退踞台湾的国民党当局为了争得与日本缔约的所谓“正统地位”，转而承认旧金山和约”，甚至作出重大让步，慷国家之慨。为了“正统”，他们忍得下气，非常熟练地，技术性地和任何敌人摇起橄榄枝(引号中的部分摘自互联网络)。

    记住:１９７２年９月２９日上午１０时２０分，中日两国代表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声明第七条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可日本的态度呢?从纂改历史教科书到参拜靖国神社，日本无法让世界放心，更何况是当年豆荚迭逢凶的中国人民。九。一八这根钢针，是日本军国主义对人类生存权利的野蛮践踏，是无中生有“报复”中国的一个序号。南京大屠杀的殷红，不应成为一片谈资，抑或是淡忘成一具老去的标本。日本的总理不可能有德国总理祈求恕罪的深情一跪，他们是赶不上架的来自民主国度的鸭子。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这不是在鼓吹偏执的民族主义，而是在风云变换的当今世界多长几个心眼，多一份提防，以免重蹈历史的覆辙。

    “五十年来身不立，三千里外剑长鸣”，为了人民的福祉，我们应当居安思危。等到宵小的如意算盘彻底失去效用的那一天，我们可以自豪地说:“记取中华应有名”，我们办到了!!”

    (关于新书，几天后有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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